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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yu博鱼综合东西问·名家坊丨方汉奇——百年中国新闻史守望者

2023-09-19 02:10: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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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yu博鱼综合boyu博鱼综合boyu博鱼综合方汉奇先生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野,是壬寅新年(2022年)前夕,和台湾新闻学泰斗李瞻先生“云端”拜年,相期以茶。

  身为新中国资历最深、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,从27岁到97岁,方汉奇专注的目光,一以贯之投向中国新闻史的求证与书写。

  按响门铃几秒后,一位身穿平整白衬衫、灰色西裤的老人出现在门口。除有时需附耳高声对话外,几乎难以让人同其短信中“我已耄耋”相联系。他仍保有每日读报的习惯,关注着中国新闻史学界最新动态。谈起新闻史往事,信手拈来,如数家珍。

  走入方汉奇家中,书籍的馨香游离在每个房间。约30平方米的书房三面环书,墙上、书架上陈列着往日和梁漱溟、金庸等大家的合影。落地至天花板的特制书架分里外两层,说是藏书万册也毫不夸张。一架望远镜,一把折叠梯,供房屋主人调遣书架上的千军万马。

  “你们如果早几个月来,我还可以拿些新闻传播的书,跟你们说道说道。”方汉奇对中新社记者说。

  去年10月,方汉奇将所藏3045本新闻传播学科相关图书,尽数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。这些书,由方汉奇一本一本挑选整理出来,收藏时间跨度从1959年到2021年,亦是新中国新闻史发展的写照。

  “50年代做教学工作,主要的任务是教材建设。”1953年,方汉奇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学。讲新闻史的课是必修课,却“没米下锅”。

  中国新闻教育,始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的报学系,初期对美国、日本经验多有学习。“西方当然它有它的渠道,它有它的模式,它有它的客观条件和要求。旧中国的办学参考西方的,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体制不一样,只能作为参考借鉴,不一定全部移植。”方汉奇说,“重要历史信息资料,特别是新闻事业,是教学的主要方面,必须加强投入,加强搜集。”

  当时,全国大学中教中国新闻史的,只有曹亨闻和方汉奇两人。全国新闻史教学,基本依赖戈公振《中国报学史》等为文本,但内容远不够丰富。

  为讲好课,方汉奇5年读了2000多本书。大体上以《中国的三十年》为主线,到各地图书馆、档案馆查看报刊原件。“年年都忙着,特别是节假日。寒暑假到上海、扬州跑书店,要不就到校图书馆去借。”方汉奇说。

  “一个礼拜要上两个钟头的课,你得有材料,你得有说道。结果,我只好从秦皇汉武说起,说了两个多礼拜了才说到汉朝,然后再过两礼拜才到宋朝——戏台上管这叫‘马后’——底下那头角儿还没来boyu博鱼综合boyu博鱼综合,台上演员就开始慢动作,把戏拖着唱。当时上课就这样。”

  直到1954年,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丁树奇、李龙牧、黄河、刘爱芝四位专家合作编写了一部《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》,早期“等米下锅”的状况才得以改善。

  1984年,方汉奇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之一。1989年,和宁树藩、陈业劭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,如今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。1997年,在方汉奇、丁淦林、赵玉明等人的努力下,新闻学从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下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,定名新闻传播学。

  探秘、考证,追溯历史定格的切片,方汉奇如同历史的记者,和众多学人一步步拼织起中国新闻事业史全景。其撰写或主编书目,从断代史铺展至通史、编年史。其著作《中国近代报刊史》《中国新闻事业简史》、所主编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《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》《中国新闻传播史》等,影响了几代学人。

  “这些基础性研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功德无量的,就像第一幅地图,标记了重要的矿产、河流所在位置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、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评价。

  1926年12月27日,方汉奇生于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,祖上是广东普宁人。外曾祖父林启,是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者。外祖父林松坚,曾和鲁迅做过教育部同事boyu博鱼综合。或许和敬慕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有关,祖父方云石为孙儿取名“汉迁”,后因谐音“汉奸”常引同学戏谑,外祖父遂为其更名“汉奇”。

  高中时,方汉奇喜欢上了集报,向往成为“相机身上挂,足迹遍天下”的记者。高考填志愿,“不是新闻专业,我不报”。

  1946年,全国开设新闻系的学校就五六个。最终,方汉奇考取今苏州大学前身——国立社会教育学院。四年大学,没回过一次家,父亲提供不起苏州往返汕头的路费。

  “这个时间段,我学的是新闻,我喜欢的是新闻史,我注意关注的是报纸,旧报旧纸。”就读期间,他的史学才趣初步显现,根据个人收藏的千余份小报,撰写发表了首篇学术论文《中国早期的小报》。

  毕业后,由于家庭出身,他未能如愿当上记者,而成为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。1953年,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罗列“挖”去教新闻史。五年后,随北大新闻专业整建制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。

  他的新闻史公开课甫一开场,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。讲梁启超,随口即可背出一篇千字政论,一边背诵,一边踱步;讲到某历史人物或事件,与此相关的正史、野史、人物、掌故,信手拈来,出口成章,“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”。

  “他对学生在学习研究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,包括我们要看什么书、写什么读书报告、写多长时间……”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告诉记者,“但同时,他也特别关心学生,让师母熬粥,他给生病的学生送去;还替学生介绍对象……”1997年,程曼丽应邀访问台湾,一封来自方汉奇的亲笔贺信辗转香港,成为她在台湾度过的生日里最温暖的惊喜——原是导师提前备下,委托同行的涂光晋教授一路携行,在生日当天念给她听。

  如今,方汉奇成为新中国资历最深、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,迄今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。其学生多已成为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新闻学院的中坚力量。

  2023年6月17日,《大公报全史(1902-1949)》首发。该研究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“个案史的重要成就”“‘打深井’的样本和标杆”。

  通史研究,前人之述备矣。“打深井”、多做个案研究的方法,方汉奇一以贯之、颇为提倡。这意味着要达到前人未至的深度,要重视报刊原件、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。

  早在1985年,方汉奇就在文章《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》中强调“一手资料”的重要性。当时的中国新闻史研究,一度存在“以论带史”甚至“以论代史”的问题。

  “史论结合,没史怎么论呢?有的放矢,实事求是,得有个‘事’才能求到那个‘是’吧?所以,客观存在的媒体是第一性的,对它进行研究是第二性的。这方面,是一个本和末的关系。”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三年间,方汉奇读完了馆里出版78年的27000多份《申报》。写文章,他一般都从原件入手。

  历史人物,聚讼纷纭,褒贬评说,颇多歧义。获得大量原始资料,才不会误判研究对象。过去,史学家们一度认为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唯一的中国记者。但当《胡政之文集》2007年出版后,新材料推翻了旧说法。方汉奇遂在《谁采访了巴黎和会?》一文中更正指出:有关巴黎和会进展情况的信息,是通过几个传者的群体,协作完成的。

  “西方国家说《每日纪事》报罗马时代就有,拿证据来——没有证据。中国唐代有进奏院状,宋代有‘小报’,明代有报纸原件,不断有新的发现……原件最有说服力,比据说什么、听说什么要强得多了。”方汉奇说。

  为全面了解邵飘萍,方汉奇曾前往北京、上海、无锡等地专程拜访其妻子、儿女,四次走访罗章龙,专门请教萨空了。还曾用20倍的放大镜观察邵飘萍在日本的照片,记录下架上书刊171册,可见书名16种。

  考证中国早期报纸始见于唐代,为《大公报》摘掉“小骂大帮忙”的帽子,确认邵飘萍党员身份……如此这般,遍读文献,寻访人证,去芜存精,抽丝剥茧,成为方汉奇年复一年的治史日常。

  做卡片,是他做学问的一个基本程序。所有看的材料、写的文章、引文根据,都要做成卡片。以图书馆卡片为样式,标题点名性质,正文下接出处,一般按照人物、事件、某一方面的类型集中来写。卡片的原则,写一面,不写两面,摆在桌面上可以综合分析。他把这项方法也教给学生。在他的影响下,其学生程曼丽制作的学术卡片塞满了三四个大抽屉。

  “实际上,我写的书里那些统计数字、那些引文都是平常做卡片积累的。哪记得住?记不住。但是一做了卡片,它一辈子为你服务。”半个多世纪以来,方汉奇写满10万张学术卡片,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麻麻摘录了各种学术资料。

  “你回头去试试看,肯定有好处。”采访期间,方汉奇四次提醒记者回头也试试做卡片,“教我做卡片的也是老报人。曹聚仁,他是用来做新闻工作,做记者用的。”

  虽然2004年就办理了退休手续,但方汉奇始终没歇着,70岁学电脑,80多岁开微博,年近90岁用微信。家中电脑上,“卡片”身影犹存:在1TB容量的硬盘里,有条不紊地陈列着各类新闻史资料,一个个文件夹全部按内容、地区等分门别类。

  电脑斜上方那面墙上,挂着国学大师梁漱溟赠予他的题词:“何思何虑,至大至刚。”

  如今,97岁的方汉奇独居在北京。儿女在国外,和父亲保持微信联系。妻子晓芙去世后,方汉奇不愿找一个住家的保姆,怕保姆无聊时会看电视,影响他工作。家中请了定时送饭的钟点工。

  2017年,方汉奇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。100万元人民币奖金,他决定全部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。转账时,银行工作人员误以为这位白发老人遭遇诈骗,差点报警,成为“冬日里最暖心的乌龙”。

  除了最大的花销买书,方汉奇节俭了一辈子。书房的皮沙发上,仍贴着一张“羚锐制药”牌“补丁”。不同于给来客准备的精致茶具,其个人“专用”茶杯,是极为常见的老式成套兰花玻璃杯中的一只,杯壁早已不再透亮。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回忆,师母在的时候,连开灯都有讲究,规定几点之后才能开。

  书斋之外,方汉奇是“行万里路”的践行者。其渊博的学识,大部分得之于书山文海,一部分则取诸山南海北。

  茶几上,紧密排布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品:意大利比萨斜塔、西班牙圣家堂……都是他本人去过的地方。除了西藏,他去过中国其他所有省份。

  “我喜欢旅行,就剩西藏没去过,希望有机会去一趟西藏。现在铁路修到林芝了,离这边内地已经不远了。”在方汉奇看来,旅行能提升对人文社会、对历史的了解,是很好的积累。行前他会提前看档案材料,到了现场遂能游刃有余。

  音乐和体育,也在其兴趣之列。他喜欢京剧,演过话剧,指挥过合唱,闲暇时弹弹钢琴,曾是人大新闻系乒乓球代表队的“绝对主力”……

  “学新闻,就应该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兴趣,凡是新鲜的事儿你都感兴趣。当然,搞新闻史还得对历史感兴趣,要多做这方面的积累。特别是做教学科研,需要积累做卡片。反正我是属于那种类型的,对所有的新事物都感兴趣,所有好玩的事都感兴趣。”

  “所有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。这个就是学新闻的人的一个基因。我考试我就报新闻系,别的系都不报。当然也有渊源。我从收集报纸开始,因此对新闻系感兴趣,对新闻史感兴趣,然后如此这般活到现在。”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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